除了施托尔希之外，精神生产的辩护者还试图证明斯密界定从事精神生产的“非生产者”的生产同物质生产者的生产没有不同，他们“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的产品，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，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”①。在结束关于施托尔希的简短评述时，马克思列了四条论纲来反驳上述辩护者的荒谬说法②：
（1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，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；
(2)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，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，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，因为是必要的，所以是好的；
(3)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，都为了资本家“好”；
(4)连最高的精神生产，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、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，才得到承认，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。
总体来说，精神生产的生产性只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一些精神生产担负了调和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社会职能，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使用价值；另一方面，一些精神劳动直接就是雇佣劳动，是资本家的物质财富的直接来源。
马克思对这些反对斯密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讽刺，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拼命证明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有益的。“对奴仆、仆役的颂扬，对征税人、寄生虫的赞美，贯穿在所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”；相比之下，“古典经济学粗率嘲笑的性质，倒显得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”③。马克思此处实际上凸显了斯密生产劳动理论在科学上的诚实，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并不是要证明哪些劳动具有生产性，而只是要证明资本积累具有生产性，即资本的生产性。相比之下，这些批评斯密的经济学家反而显得庸俗不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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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资本一般”与政治经济学批判
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：第33卷.2版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4：348.
② 同①.
③ 同①36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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