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今社会的深刻危机伴随着文化研究在学术层面上的深刻危机，这至少是读这些作者的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，他们每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
三本书都指明了文化研究未来的任务。对于格罗斯伯格而言，这一任务是“从自己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中构建文化研究的蓝图”(Grossberg，2010，3)。他的书“试图为当今和未来的文化研究工作制定一个议程”，以及“产生一个能够应对当今世界和构成其斗争的文化研究”(同上)。对于哈特利来讲，任务是改革文化研究，使其考虑数字媒体和“传播的对话模式”(Hartley，2012，2)。史密斯论文集的任务是，“有助于界定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类型的身份”(Smith，2011a,2)，并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。“文化研究现在能够和应该做的是什么?”(同上，3)这些任务在它们想要改变文化研究的方式上各不相同，但在文化研究危机的共同情况下，它们想要为文化研究的重建作出贡献。
我对这些著作的讨论以其出版时间的先后为顺序，因此首先是劳伦斯·格罗斯伯格。
第二节劳伦斯·格罗斯伯格：《文化研究的未来时》
格罗斯伯格认为(2010,16)，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复杂性问题，拒绝“将现实的复杂性归纳到任何单一层面或存在领域”。这种文化研究是语境主义的，反对普遍主义和对文化研究的终结(同上)，并坚决反对还原论(同上，17)。激进的语境主义是文化研究的核心(同上，20)。这种语境表现在对霍尔接合概念的（concept of articulation)使用中，即“建立、打破和重建关系及语境的变革性实践或工作，从旧关系或不愉快的关系中建立新关系”(同上，21)。它关注“发现整体的异质性、差异性以及裂缝”(同上，22)。权力有“多轴和多维，不能相互归纳”(同上，29)。“一种语境总是和其他语境相联系的，产生了复杂的多层面关系和联系”(同上，31)。“致力于复杂性、偶然性、竞争性和多样性的研究”是“文化研究的一个标志”(同上，54)
数字劳动与卡尔·马克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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