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混淆抹杀了作为终极结构的走向死亡的存在的本质意义，所以工具衰退所构成的器具性中的意义性中断被曲解了：
理性主义从传统上重视分析性理解以及与世界—包括与工具—互动过程中的推理所扮演的角色。海德格尔和马图拉纳都独具匠心地指出了“手下”之物(结构性偶合)的重要性，也指出了在达不到这一偶合时，物体及其属性得以存在的途径。[…]
海德格尔认为，当“事物”的不在场把“事物”显示为“忧虑”的对象时，它们似乎不能被支配。①
我们在此期望的是原初时间性问题被提出来。正相反，中断只通达对作为手下之物的现成在手的存在者的理解。海德格尔
把再现看作只发生在我们投入活动中断之时的派生现象②。
于是数字技术被纳入很大程度上与计划混为一谈的用具作用性范畴，与此同时，“原初”时间性即有限性的问题消失了。令人费解的是“什么”的创造性，即构成“谁”的已经在此的不可支配性。“什么”的创造性体现在语言中，但又仅限于语言：
第三章 记忆的工业化
①《有疑问的人工智能》,第122—12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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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同上，第124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