蒙特贝罗提出，返回一种更加深远的关于自然的哲学，唤回一种新的共在（being together）和共处（being with），能让我们克服人类世这一现代性的象征。这种关于自然的概念能抵抗自然主义中文化与自然的分裂。现在看来，蒙特贝罗从德斯寇拉、维韦罗斯·德·卡斯特罗那借来的例子与道的概念存在强烈共鸣。如我在前文讨论的那样，道是一种宇宙论和道德的原则，它基于人与天的共鸣与合一。基于这种共鸣的中国宇宙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宇宙论—这一宇宙论同时从自然资源和文化实践（家庭等级、社会和政治秩序、公共政治及人与非人的关系）的角度定义了人与世界的互动。德斯寇拉的著作也偶尔提及中国文化，这似乎源自于连和葛兰言。德斯寇拉在阅读葛兰言时发现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导的存有论是类比主义而非自然主义。<sup>80</sup> 因此他认为自然主义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，它很“脆弱”，是“缺乏古老的根系”。<sup>81</su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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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中国的技术问题—宇宙技术初论
概 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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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 Q. 梅亚苏，《有限之后：论偶然的必要性》（After Finitude: An Essa<sub>y</sub> on the），R. 布拉西耶（R. Brassier）译（London: Continuum,2009），第55页。
79 维韦罗斯·德·卡斯特罗，《食人族的形而上学：为了一种后结构人类学》（Cannibal Meta<sub>p</sub>h<sub>y</sub>sics: For a Post-Structural Anthro<sub>p</sub>olo<sub>gy</sub>），P. 斯嘉费舍（P. Skaf-ish）译 （Minneapolis：Univocal Publishing, 2014），第66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