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科林·库普曼提出的信息人(informational person）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思路。在库普曼看来，福柯对19世纪之前和19世纪的治理主体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忏悔主体②和统计主体，而库普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信息人或信息主体。库普曼说：“如果19世纪的主要形象是忏悔主体和统计主体，那么20世纪产生了新的信息主体，直到今天，这种信息主体对我们来说仍然十分新鲜。事情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变。信息开始先于人而存在。人们可以从人身上提取信息，一些放满各种纸卡的盒子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历程。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变成了一种形式：独一无二的出生证证明了充满一生的纸质材料痕迹的诞生，这些痕迹甚至能超过证明我们的死亡事件的死亡证而继续存在下去。”③库普曼的信息人的谱系学研究卓有成效，他看到了福柯研究视野之外的东西，即除了我们现实中的肉身存在之外，还存在着一个真正作为治理对象的信息人，这个信息人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的肉身。库普曼特意提到，即便我们拿到了死亡证，即我们的生理生命的结束，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信息主体的身份的结束，因为我们的某种存在会在各种纸质档案中继续存在。
一般数据、虚体与数字资本
① Stephen Shapiro, "Foucault, Neoliberalism, Algorithmic Governmantality, and the Loss of Liberal Culture", in Liam Kennedy and Stephen Shapiro eds., Neoliberalism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, Hanover, NH: Dartmouth College Press, 2019, p. 54.
②福柯晚期在朴次茅斯学院的讲座“自我解释学的起源”中谈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忏悔技术对于自我的主体的塑造和治理，即通过发明忏悔的话语，让自我的忏悔可以在罪恶与善良之间做出抉择，从而形成适宜于基督教治理的忏悔主体。而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就是这种忏悔主体生产的标准文本。可以参看福柯《自我解释学的起源》，潘培庆译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第35—63页。
③ Colin Koopman, How we Became our Data : A Genealogy of the Informational Person, Chicago;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19, p. 6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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