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产的连续性和流通时间的必要性的对立，也就是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对立。马克思在“1857—1858年手稿”中反复强调，流通时间只有在同生产时间的关系上作为限制和否定时，才能够被考察。流通时间可以看作资本本身进行特殊运动的时间，资本在这个时间内作为只能发生形式转化的完成的资本而存在。生产时间则是资本再生产自身的时间，资本在这个时间内作为处于过程中的、具有创造性的、从活劳动中“吮吸灵魂”的资本而存在。资本既力图达到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，又试图通过充当流通时间和流通过程的中介的各种器官，赋予流通时间以生产时间的价值，从而将各种器官依次规定为货币和资本。这就是信用的两种形式。在后一种形式中，“资本极力使自己区别于单个资本，或者说，单个资本极力使自己表现为区别于自己的数量限制的资本。但是，资本在这上面取得的最高成就，一方面是虚拟资本，另一方面，信用仅仅表现为积聚的新要素，即各个资本被实行集中的单个资本消灭的新要素”②。然而，这就超过了资本一般的范围。因此，马克思在“1857—1858年手稿”中只考察资本通过信用达到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这个方面。
按照马克思的理解，信用是扬弃资本的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的两个办法之一。为了形象地说明信用的作用，马克思举了这样的例子：作为“虚假”买者的资本家B——已经支付货币但尚未获得产品——充当中介来实现资本家A的产品转化为货币。债权人B只有当资本家C实际购买了A的产品后，才会得到支付。对于B来说，他提供给A的货币的具体用途不论是购买劳动，还是作为原料和工具虽然是无关紧要的，但这部分货币必须足以让A得到全部的生产条件。也就是说，资本B取代资本A来实现价值增殖，但这两者不是同时增殖。资本B固定在A的产品中，并目在同资本C相交换以前处于闲置状态；而A将自己的产品转化为资本B。由此可见，信用被资本本身用来消灭生产连续性中的偶然性的这个方面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，因而是信用的必要性的基础。换言之，信用作为本质的和发达的生产关系，只有在以资本或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。正如各种劳动并非直接成为产业劳动或雇佣劳动一样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借贷乃至高利贷这种“洪水期”前的最古老的资本形式，都不构成信用。高利贷虽然就其资本主义的、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而言是信用的一种形式，但是就其前资本主义的形式而言却是信用缺失的表现。
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
① 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经常用“蛹化”来描述流通过程中商品及其所有者的形态变化。
② 马克思.政治经济学批判（1857—1858年手稿）//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：中文2版，第31卷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8：51-5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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