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，尼采和(后期)维特根斯坦也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正统派的偏离，他们分别(以不同的方式)将康德的观点视为模板，即完全拒绝用认知来为神学奠基的计划，但他们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失去勇气，通过“实践理性的假设”重新走上正统乐观主义的老路。尼采和维特根斯坦都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“有意义的”、可以被理解的，也不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论证“解释”为什么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。在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意义深远的语境中，从某一点开始，人们干脆停止了追问。这并不意味着(如黑格尔所言)，它汇人一个“变化着的”，但却全面的、循环的、自我奠基的、自我透明的理性系统中去。相反，这意味着人们在从某一点开始，迎面撞上残酷的事实(facta bruta)、人类意志(意愿)的表达、自然现象或者与历史上的偶然机制绑定的人类实践。这些可能被认作事实，但它们并没有因此而被理性化。有可能发生的是，并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的、停止追问的点：它可能渐渐单薄，逐渐失去焦点和确定性。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设想这件事情，即某样东西越来越被移向我的右边，最终从我的视野中消失，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、预定的、可以被准确描述的点来标记它的消失。
资产阶级哲学和“批判”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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