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贡献
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(Critical Theory)的最根本的发现是特殊性优于普遍性[14]。实在(reality)、生命和个人在内容上比试图把握它们、并且在社会秩序中有效地把握了它们的形式更丰富。统治存在于用“普遍性”和“概念”对个人的压制中。但批判的目标不是一般的概念化，而是对制度化概念的社会批判。这种制度化的概念是由特殊的霸权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，因而是有争论的。在这个框架中，“自然”既不是指自然科学的对象，也不是指更高级的道德秩序，而是指一种脱离概念化和激发抵抗的东西。当技术将普遍性的范围延伸到日常生存的物质层面上时，特殊性对普遍性的优越性就会持续减少，但是不会消除。个人还保留着一种受到威胁的潜能，并从这种潜能中提出超越性的要求。
阿多诺所说的“自然的警觉”(mindfulness of nature)是指反思的活动。技术理性在这种反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，并且认识到了自己不能把握的自然的存在和主张（Adomo和Horkheimer,1972:40)。马尔库塞通过“实质普遍性”(substantiveuniversial)的概念认识到，个人作为一种具有动态的发展潜能的复杂存在，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给定的社会秩序和这种社会秩序的技术力量(Marcuse，1964:第 5章)。批判理论不断地以自然、反思和个性作为批判技术的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，这使得批判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后现代和后人道主义区别开来。
由于潜能缺少权力，也就是说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网络中缺少有效的支持，潜能总是根据自然、正义、人道等普遍性的超越性概念来定义。批判理论继承了首先由马克思开创的这种传统。马克思以类似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们的理由来反对普遍
技术批判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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