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东尼奥·内格里，以及斯宾诺莎，提出了“情感和非物质劳动”提供“抵抗、集体主体性和社区形成的可能性”的论点。事实上，摩尔认为，“情感团结”导致了“最难阻止的抵抗形式，因为情感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”，而且，“情感抵抗是对工作场所运作系统的严重威胁”—一这当然解释了新自由主义控制它的决心。摩尔提出的材料当然是重要的一一在这一章中有许多例子，工人行使他们的权力，通过退出项目来抵制新自由主义技术越来越多的侵入性影响，因为担心隐私和/或公司监控，或者将追踪技术所产生的不对称倒置，从而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控制权。然而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些例子都不足以让人联想到“真正的替代方案”。正如摩尔所说，如果目标是“一种不以不安全感为牺牲品，而是建立团结的选择，一种不需要单一领导人的政治构成，一种激活的根茎状形成，不需要正统意义上的阶级同一性”，那么所提供的数据就到此为止了。这不是一个数量或临界质量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质量问题，它指向了一个问题，即除了镇压问题之外，情感抵抗中真正利害攸关的可能是什么。
根据内格里(2017)的说法，在全球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，“斗争将永远是出走和遗弃的结合。”脱离指挥和超越指挥的逃亡”。但从情感的角度来看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?从情感上抛弃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，从心理上拒绝它的指挥，这意味着什么?在平台资本主义中，政治地感受和行动又意味着什么?我认为，异化和压迫的词汇并没有深入到新自由主义的情感纠缠中，从而允许解放项目的建设。摩尔写道：“为了在数字化工人中充分团结起来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是必要的。”然而，她也意识到，今天的离心力可能会瓦解任何“阶级”的概念。
资本主义对情感的攫取之所以重要，正是因为它完成了社会原子化的过程:它使异化臻于完美。正因为如此，它不仅把阶级意识的可能性，而且把个人意识的可能性，降低到最低限度一一事实上，它积极地以歪曲、操纵、控制和调节意识为目标。今天，抛弃和拒绝资本主义指挥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战场上，在这种极端个体化的层面上发挥出来，并归结为各种各样的辨别。反对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将“关心自我”的概念转变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化和自利的抑郁，享乐主义积累的版本，替代方案可能通过非奴性的技巧的表达展开(Virno1996,200)，意识到我们与他人的纠葛的自我意识;拒绝通过利用不安全感将不必要的焦虑感投射到脆弱的他人身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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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gital Objects, Digital Subjec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