§39 后现代性与递归性
我们需要回到第一章开篇处讨论过的，康德的第三个有关自然法则和自由的张力的二律背反。弗里德里希·席勒在《审美教育书简》一书中回应了康德的二律背反。①在书中，席勒不仅讨论了感性和理性的冲突，还从法国革命的角度讨论了政治能力的冲突，②即理性的恐怖对个体的自由。在我们的时代，这些对立采取了另一种形式——也就是通过算法和大数据进行的治理，它与个体自由和欲望对立。席勒和康德当然没有料想到我们这个时代机器的统治。黑格尔在国家的实现方面可能有这种预感；但他大概没有想到精神以理性名义的外化，如今会在算法式的治理术中实现。当然，人们可以争论这种机器中的推理形式是否称得上理性，但事实上，[236]如今的递归算法具有灵活性和自组织、自我改进的能力，这或许会让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依然天真地把技术和机器等同起来的思想家不知所措。
第五章 剩余的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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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提到彼得·泰尔(PeterThiel)在评论美国政治形势时说的话，他已经意识到民主和自由是不相容的，因为民主界定了自由(比如技术和全领土发展的自由)。技术加速能够超越这种不相容性，以实现自由。见彼得·泰尔，《自由主义者的教育》(EducationofaLibertarian),2009 年，https://www. cato-unbound. org/2009/04/13/peter-thiel/education-libertaria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