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林之前的哲学家，尤其是康德，已经试着回答过这个问题。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中提出了两种系统化的基本方法。在第一批判中，他提出了用于分析自然与主体关系的著名的建筑术(architectonics)。在主体看来自然是现象，先验能力规制着主体对自然的统觉。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依据四类范畴质、量、关系和模态—展开，它划定了知性的限度以及现象的显现的限度。第一批判中提出的模型是建构性的，在这个意义上，自然必须服从于由先验演绎合法化的概念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康德的策略：一方面，康德希望避免思辨理性的幻影，即众所周知的幻象，于是理性的作用仅限于按照原则统一[45]知性准则；②另一方面，康德必须发明一种能回应休谟关于“必然性的偶然性”的挑战的新机制或启发法。康德提出的第二种系统化模型出现在第一批判题为“论反思概念的歧义”(Amphiboly of Concept of Reflection)的附录里，①在《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》②以及阐述反思性判断的《判断力批判》中，又更详细地讲到了它。《判断力批判》中的反思是规范性而非建构性的，因为它不再是依据概念把自然交由心灵，而是一种寻找未先定的目的与合目的性(Zweckmässigkeit)的启发法(正如利奥塔所说)。③用康德自己的话说，规定性的判断是把普遍性施加于特殊者之上，而反思性判断是在特殊者之中寻找普遍性。西蒙东敏锐地指出，在前两部批判中，批判是无法考察控制论的，因为就像奥古斯特·孔德(Auguste Comte)的[46]实证主义那样，康德的批判也倾向于从结构上思考。只有到了《判断力批判》那里，康德才能处理控制论问题。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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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归与偶然
① 在1967年《明镜周刊》(DerSpiegel)采访海德格尔的那篇题为“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”的重要谈话中，海德格尔被问到是什么取代了哲学；他态度坚定地回答：控制论。
②在第一批判中，康德对理性的定义如下：“如果知性可能是诸显像通过规则获得统一性的能力，那么理性就是诸知性规则通过原则获得统一性的能力。因此，它[理性]从来不直接作用于经验或任何对象，而是作用于知性，以便通过概念先天地把同一性给予知性杂多的认识，这或许可以称为理性的统一性’，它与任何能通过知性实现的统一性完全不同。这正是理性能力的普遍概念。”伊曼努尔·康德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沃纳·普鲁哈译，印第安纳波利斯：Hackett，1996年，A302/B359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