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着，马克思定义了年剩余价值率。假设预付可变资本为五百英镑，周转时间为五周，每周生产一百英镑剩余价值；那么，到那年年底(假定一年只有五十周)，每五周重复进行预付的五百英镑共生产出五千英镑的年剩余价值，或1000%的剩余价值。这是情况A。当整个五千英镑作为全年的预付资本，而不是每次五百英镑的十期分期付款时，结果看起来会完全不同。假定每周剥削率相同，年剩余价值率仅为100%。这是情况B。年剩余价值率(从而年利润率)受周转时间的影响很大。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。通过缩短周转时间，资本能获得多重优势。预付可变资本进入一种商品后再以货币形式返回的速度越快，“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”就越短。结果“他预付的资本，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，就越少”，并且“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”。②
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?我们首先参考一下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进行的批评。这种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使剩余价值率(从而利润率)看起来好像是取决于“某些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影响”，而不是取决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剥削的影响。“自从19世纪20年代初以来，这种现象”(剩余价值被拜物教地归因于流通条件而非生产)，“还使李嘉图学
九 流通和周转时间(第二卷第15一17章)
① 马克思，《资本论》，第2版，第二卷，第327页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4。
②马克思，《资本论》，第2版，第二卷，第348页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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