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我们在历史其他时期——即其他生产方式中——可能发现这些范畴的全部或部分，但它们要么未能实现其功能，要么发挥着与当前形态截然不同的作用。当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结合时，既承载着历史积淀，又在自身内部建立起新的关系。因此，前资本主义实践的历史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的解释范畴而存在。
让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艾伦·伍德的论点：（a）剩余价值的榨取是资本的首要关切，因此（b）该过程的具体实施方式，无论是通过种族化、性别化还是能力主义（ableist）手段，都与资本的核心追求无关。我们已遵循奥尔曼的观点：即便在马克思的抽象范畴中，也蕴含着历史脉络与未来隐喻。某种意义上，这已足以驳斥伍德关于资本主义无差别性的主张。但实际上，资本主义形式确实存在某种无差别性，只是这种无差别性并非伍德所设想的那样。
让我们以马克思所提出的“劳动”范畴为例。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中始终从事劳动，这本是老生常谈的真理。但当劳动作为马克思构建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简单范畴，“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‘劳动’”，它便成为“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，是现代的范畴”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，劳动本身，而非特定劳动形式，成为创造财富的基础。以这种形式理解劳动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的分析性飞跃。马克思写道：“亚当·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，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，——干脆就是劳动，既不是工业劳动，又不是商业劳动，也不是农业劳动，而既是这种劳动，又是那种劳动……是劳动一般”。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抵达这种劳动的普遍形式呢？不仅在于认识到劳动是贯穿所有时代的非历史性范畴，更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，劳动首次成为“劳动一般”（labour in general）。这种普遍或简单劳动形式的理论构想，唯有在“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”的历史现实中才成为可能，“在这些劳动中，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”。抽象产生于具体的多重规定之中，而具体之所以能够被设想为具体，恰恰只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抽象来把握。马克思提醒我们：“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，在那里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，为一切所共有。这样一来，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”。<sup>7</sup>
从价值的生产到再生产的价值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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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sup>6</sup> Ollman, Dance of the Dialectic, p. 6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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