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绝非颠倒“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”这一公式的问题，而是资本在与各类斗争的持续对抗中，所采取的战争交织于政治、政治交织于战争的状态。政治不再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国家政治，而是金融化经济的政治，它与多重战争相互交织，这些战争既驱动并维系着主动的破坏之战，包括阶级战争、种族战争、性别战争以及主体性战争，它们构成了其他所有战争的全球性“环境”。我们难道不正是生活在“内战主体化”（subjectivation of civil wars）的时代吗？
在下一部分中，我们将说明社会冲突（social warfare）无法被简化为某种能以辩证方式将其平息的阶级斗争，而这正是将政治权力作为战争进行分析的前提。我们将在福柯的理论框架内展开论述，同时也对其提出批判：治理术（governmentality）并未取代战争。治理术对战争与权力的可逆性进行组织、治理和控制。这种可逆性，为福柯提出的权力关系（规训、安全与治理术关系）与战略对抗之间的本质差异赋予了新的意义。<sup>19</su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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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主义：概念、理念、图像
<sup>17</sup> 即31章中的“温和贸易”。
<sup>18</sup> David Harvey, The New Imperialism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, p. 164.
<sup>19</sup> Cf. Michel Foucault, ‘The Subject and Power’ (1982), 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(1954 -1984), vol. 3, ed. James D. Faubion, London: Penguin Books, 2002, p. 34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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