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真正逃离黑格尔……
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中，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一种矛盾的社会关系。矛盾不仅意味着对抗被包含于或内在于这一关系之中，还指向否定性劳动中关系双方“差异”的消除，以及马克思主义由此衍生出的目的论（teleology）。工人阶级与资本因其自身的关系而对立，二者同属一个共同的世界，而这个世界正是这一关系内部的争议对象。工人阶级与资本被置于同一层面，被迫采用一种共同的衡量标准，也即劳动，这是二者斗争的基础，双方围绕劳动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展开争论：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抗。实现这种对抗性同质化（antagonistic homogenization）的原则是辩证法。因此，这种矛盾被某种幽灵般的力量所困扰，即他者性语言（language of alterity）的消除，这种消除发生在否定之否定中，而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产生了历史：一种内在生成的动态——一种趋向于自身逆转的矛盾性动态。难道资本本身不正是一种“自我消灭的矛盾”吗？<sup>20</sup>
然而，我们在此姑且粗略地借鉴一种洞见，这种洞见让我们直面整个“68年思想”（la pensée 68），因为正是在1968 年，冲突的非辩证性质、其差异的“不可扬弃”本质，被确认为所有新历史形式/暴力的熔炉。事实上，20世纪70年代初，正是与辩证法的决裂催生了辩证法此前一直阻碍着的议题：战争问题以及敌对者之间的战略对抗的问题。
是 1971 年。在一本致敬让·伊波利特（Jean Hyppolite）的论文集中，米歇尔·福柯首次转向尼采，试图将战争作为社会关系的密码进行主题化。为实现这一目的，他将统治定义为一种“非关系”，而非某种关系，这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“非场所”（non-lieu）中的暴力分布。<sup>21</sup>“非关系”是一种纯粹的距离，是暴力之间的鸿沟。统治既是一种“非关系”，又是“在[一个]非场所中上演的戏剧”，这一事实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、同一个空间。而辩证法恰恰是将统治所具有的绝对差异与异质性简化为同质实体（homogeneous instances）之间的冲突。如此，福柯后来所称的“治理术”正是这样一种机制，它通过施加“规则、义务与权利”将对抗双方之间作为关系的非关系，简化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“被平息的”（pacified）对抗。规则的世界使得统治的游戏能够不断重演：规则并非共享世界的体现，而是一种“被精心重复的……暴力”。<sup>22</sup>
主体化与战争：马克思与福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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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sup>20</sup> Marx, Capital, Volume 1, ch. 19, p. 676. 中文版译文见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，2004，第 61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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