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理术特有的冲突及其“自由”不足以定义政治运动的自主性与独立性。它们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，因为自主性与独立性以一种断裂和主体化即“主体性断裂”（coupure subjective）为前提，这种前提能让“被治理者”脱离治理术的框架及其“自由”，而后者本是为保障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平稳运转而存在的。脱离治理术意味着同时产生一种主体性“突变”，并进入敌对者之间的对抗动态，另一种“自由”也由此开始显现。一旦“被治理”、“成为被治理者”的指令被解除，从断裂中迸发的是一种作为“外在于并对抗”（outside-and-against）资本主义自由的自由与主体性。“非关系”不再是被统治者被动承受的，而是由其主动践行、坚持的。关键始终在于，实现从治理术范围内“在内部反抗”的自由与主体化向“外在于并对抗”资本主义的自由，即战略对抗中所蕴含的自由的转变。在这两种冲突、两种自由与两种主体化的变动之间，发挥作用的正是革命性断裂。正是在此处，战争机器以及自主且独立的主体性得以形成——或未能形成。
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完全接纳了这两种冲突、主体性与自由模式之间的断裂与非连续性。1968 年为列宁主义机器敲响了丧钟，更广泛地说，也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理解主体与行动主义的一种方式画上了句号。这些新运动的形成，基于与传统工人运动截然不同的时间性，涉及其他类型的主体化过程与组织模式。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正在于此，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追问主体性问题、时间问题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——但尚未建立起新战争机器的坐标。
资本主义：概念、理念、图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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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sup>23</sup> 参见 Michel Foucault,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: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-1979, 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, 200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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