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我们具体说明所讨论的关系类型——因此，所说的“社会效应”时才会变得清晰，从而赋予“过程”以方向性和驱动力。可以说，积累是这一过程的内在导向，当过程以寻求投资场所及方式的货币资本形式重启时，该目标始终已作为先决条件而被预设。而这种关系的具体性质则在于，尽管在整个社会层面上，社会相互依赖的关系可能表现出多样性，但受到积累“法则”的支配，其最终将依赖于或可以化约为，来源于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的对抗性。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，因为我们需要解释如何对抗关系也可以是互补的，而缺乏这种互补性，它就不能服务于生活和社会的再生产，即使这种互补性以更多或更少活跃的矛盾为代价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解释如何对“直接”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分析，在这些形式中，雇佣劳动者面对他们的敌人（直接和间接的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）时，总是涉及社会层面的全球关系，这些关系包括阶级关系、财富和收入的总体分配，以及涉及许多社会功能和差异的权力分配：不再是“主体间”（intersubjective）的剥削和统治关系，而是持续演变的“社会”自身“诸对象”的关系。
用阿尔都塞的方式来看，我认为这在一般意义上，是马克思认识论断裂（epistemological break）的哲学核心。这种“断裂”不仅仅是对资本的先前意识形态表述的拒绝（在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中，这种拒绝同时伴随着解释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表述是必要的，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是功能性的；换句话说，它们是社会关系本身的一部分）。这种“断裂”也是一种突破，开辟了仅仅通过发展前提而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。那些表达所发明的公式本身就包含了障碍，这些障碍在与资本主义实际历史变革的对抗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。在这里，一种解构的策略变得必要，它能够识别理论发明核心中的障碍和困难，并追溯这些障碍和困难的根源在于其“基本概念”的定义方式。没有什么可以不被触动，但在理解某个理论解释了什么的同时，也必须理解任何修正可能带来的后果（尤其是政治后果），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被简单地拒绝或修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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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主义：概念、理念、图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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